郭嘉,字奉孝, 潁川陽翟(今河南禹州市)人。他“少有遠量”,自20歲起便隱形匿跡,不與世俗之士交往,暗中交結英雄豪傑,談論時勢。這為他的謀士生涯奠定了基礎。為了成就功業,他先在實力較強的袁紹軍中出謀劃策。後來他發現袁紹“多端寡要,好謀無決”,遂受荀彧的推薦,歸向曹操。曹操本對潁川賢達懷有特殊感情,他認定“汝、潁固多奇士”,所以對郭嘉也就格外器重。
郭嘉從十個方面分析了曹操的優勢、袁紹的劣勢,認為曹操有“十勝”:
第一是“道勝”。袁紹作為世族軍閥,禮儀繁多而雜亂,為其形式所羈;曹操“體任自然”,因時因事而制宜,“道”高一籌。
第二是“義勝”。曹操“奉順以率天下”,順應歷史潮流,合乎道義。
第三是“治勝”。郭嘉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歷史和現實,認為漢末大亂是統治者“政失於寬”,而袁紹以寬濟寬,所以無以禦下;曹操“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”,寬猛相濟的治理措施是切合時要的。
第四是“度勝”。袁紹外表寬厚而內心多猜忌,任人唯親戚子弟;曹操則“用人無疑,唯才所宜,不問遠近”,在氣度胸襟上勝過袁紹。
第五是“謀勝”。袁紹臨事無策,優柔寡斷;曹操機警果敢,“應變無窮”。
第六是“德勝”。袁紹沽名釣譽,喜受吹捧,“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”;曹操以誠待士;“不為虛美”,講究實用,刑賞必諾,“與有功者無所吝”,那些忠正而有遠見的並且務實的士人“皆願為用”。
第七是“仁勝”。袁紹懷婦人之仁,見人饑餓,恤念之情形之於表,而對於自己見不到的,則“慮所不及”。這不是政治家的胸懷。曹操對於眼前小事或有疏失,而對於天下大事則“慮之所周,無不濟也”,恩德施乎四海。
第八是“明勝”。袁紹惑於讒言,而曹操則明辨是非,“禦下以道,浸潤不行”。
第九是“文勝”。袁紹是非不分,曹操對於正確的“進之以禮”,不正確的則“正之以法”。
第十是“武勝”。袁紹用兵“好為虛勢,不知兵要”,曹操則用兵如神,士卒有所恃,敵人聞而畏。
用現在的觀點來看,郭嘉所指出的這十個方面,包括了政治措施、政策法令、組織路線及各人的思想修養、心胸氣量、性格、文韜武略等多種因素,這都是關涉事業成敗興衰的關鍵。郭嘉為曹操總結這“十勝”,也可能是初來乍到之際對曹操的誇讚,也可能是對曹操的鼓勵、要求,希望他能保有這“十勝”,完成統一天下之偉業,自己也便有出頭之日。……任何推測都意義不大。無論如何,郭嘉能說出這“十勝”,說明他不僅僅是一個臨事獻策的謀士,而且還有成套的理論。無怪乎曹操聽後讚不絕口,“使孤成大業者,必此人也。”遂“表為司空軍祭酒”。
如同荀彧一樣,郭嘉在重要關頭也總是為曹操謀劃。如:官渡戰後袁紹病死,曹操乘勝進攻袁譚、袁尚,在黎陽(今河南浚縣東南)“連戰數克”。這時,有人主張加強攻勢,徹底剷除袁軍。郭嘉則主張緩兵以待其變。他認為譚、尚都深得袁紹寵愛,袁紹生前又無立嗣,兄弟二人之謀臣“必定鬥其間”。如果我們 攻之急疾,他兄弟二人將合謀圖外;相反,“緩之而後爭必生”,“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,以待其變,變成而後擊之,可一舉定也。”果如其言,曹軍一擺出攻劉表的姿勢,袁氏便出現內訌。曹軍回兵各個擊破,遂平冀州。郭嘉也被封洧陽亭侯。
建安十二年(207年),郭嘉隨曹操平定烏桓。回兵途中郭嘉病重,不久去世,年三十八。諡貞侯。
郭嘉跟隨曹操11年,“行同騎乘,坐共幄席”,君臣相得,親密無間。郭嘉說曹操:“真吾主也。”曹操說郭嘉:“唯奉孝為能知孤意。”郭嘉病重,“太祖問疾者交錯。”不幸而死,曹操“臨其喪,甚哀”,並不無惋惜地對荀攸等人說:“諸君年皆孤輩也,唯奉孝最少。天下事竟,欲以後事屬之,而中年夭折,命也夫!”擬交郭嘉以治國安邦之任,可見曹操是多麼賞識其才。郭嘉死後不久,曹操上表朝庭,全面肯定了郭嘉一生的功績,稱讚他“平定天下,謀功為高”,述追贈郭嘉封邑。
郭嘉英年早逝,給曹操的統一大業以很大影響——至少是曹操認為這樣。次年曹操赤壁失利,還深情歎道:“郭奉孝在,不使孤至此。”
後人有詩讚歎郭嘉說:天生郭奉孝,豪傑冠群英;
腹內藏經史,胸中隱甲兵。
運謀如範蠡,決策似陳平,
可惜身先喪,中原梁棟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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